从1976年10月6日晚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前后6个月零4天。“四人帮”在地下室隔离隔离审查期间，也是上述四个组分别负责看押。看押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看管要严，不虐待，不污辱，不能逃跑，不能死亡。为防止他们自伤自残，对每个人都进行了搜身，收缴了尖利器具。

   “四人帮”住的条件都比较好，虽在地下，但是每天通风除湿，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室内有卫生间，有的有客厅。每人屋里除了床、被褥外，都有桌椅，桌上备有纸、笔和《毛选》四卷。要求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写下来，用信封封好，有专人转送。江青先后写了几封信给中央。她曾在纸上写过两句话，一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句是“枪打出头鸟”。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写书面简报，报告“四人帮”每天的表现，都在干什么。然后每天由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地下工程的工程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定时取走上交。

    在隔离审查期间，他们不戴手铐，在隔离室内行动自由。他们除了写交待材料外，还经常看《毛选》四卷，有的还要来了《列宁选集》看，看得似乎还很认真。张、江、姚在《毛选》的文章中划了很多道道，还作了大量眉批。

    他们和工作人员都吃一样的伙食，标准比部队机关食堂稍高，都是机关食堂做的，专人专车送饭。每餐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肉、蛋、鱼不断，主食大米、白面，经常变换花样。江青吃了一段时间后，要求吃点粗粮和带粗纤维的蔬菜，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她的要求。张春桥吃了几天突然不吃饭了。工作人员批评他:“你干吗不吃饭？你干了那么多坏事，还绝食！”他说:“我不是绝食。你们年轻，不知道，我身体不舒服，吃多了难受。”张春桥爱抽烟，开始他抽自己带的香烟。第二天抽完了，要求工作人员帮助解决。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抽烟抽得很勤，满屋烟味，工作人员批评后，他收敛了许多。在隔离审查期间，要求他们自己搞室内卫生，自己洗衣服。他们都很听话照做。上级经常派人给他们送衣服换洗。为防止意外，由工作人员为他们理发、刮脸。江青随身穿的黑色衣服，不知为什么褪色，把床单染了。马晓先给她洗衣粉，让她自己洗。她哪里洗过衣服，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她洗了半天也洗不好。因为马晓先原来就是她那里的护士，她作威作福训斥惯了。在隔离室又耍她“女皇”的威风，大声训斥马晓先。工作人员就严厉批评她:“你在这里接受党和人民的审查，要老实接受看管，不能像过去那样耍威风。”并要她承认错误。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从此不再耍威风了。

    姚文元刚到地下隔离室时，第一周态度不老实，老骂人。还摔这摔那。他还总想知道被关押在哪里，每逢送饭车响，他就听声音，有一次向外跑，被工作人员制止。工作人员就严肃地批评他:“我们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你现在是阶下囚，要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交待你的罪行！”并坚持要他承认错误。姚文元被迫无奈低头认错，从此不再闹了。

    看押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比如，条件艰苦的考验。工作人员住的地下室通风条件差，长期不见阳光，空气湿度大。晚上盖上被子一会儿一身汗，被子稍露缝隙就冷气刺骨。不少同志都烂裆了，有的患了高血压、关节炎。长期在地下，连夜宵一天四餐，又没有地方活动，有的发胖，觉得乏力。也不能洗澡，一个月后才用车拉到地上洗一次澡。但大家没一个叫苦的，顽强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比如，长期少眠的考验。工作人员24小时在灯光下值班，“四人帮”的一举一动都要在值班人员的视线内，精力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时每组仅四个人，两人一班，每天两班倒，时间长了就严重少眠，困得不行。有的工作人员值班时困了，就用手拧大腿，有的咬舌头。一个多月后，上级又从警卫局和警卫团抽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助看押。这样人多了，两人一班，每天三班倒，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之一张耀祠执行抓毛远新的任务,还让李连庆(毛泽东生前的卫士)与张耀祠一起去执行这项任务。

    当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颐年堂本是毛泽东生前接待客人和开会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去那里住的。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 自然可以例外。毛远新住的这个地方,离江青所住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很近,以便于及时联系。毛远新还从沈阳军区带来两个身手不凡的警卫。这两个警卫日夜跟随着毛远新,也与毛远新一起住在颐年堂的后院。毛远新带着一支手枪,他的两个警卫,每人也都带着手枪。10月6日晚8时半,穿便衣的张耀祠和李连庆带着几名警卫,前往颐年堂抓捕毛远新。他们虽然知道毛远新他们有手枪,却都没有带手枪,张耀祠心中有数:在颐年堂四周站岗的警卫员,都是他的部下,毛远新如果闹起来,这些带枪的警卫很快就会把他制服的。由于李连庆与毛远新很熟悉,张耀祠让李连庆先进屋。
    当天晚上,毛远新吃过晚饭,给自己在沈阳的妻子全秀风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便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李连庆走了进来。毛远新见李连庆来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里,急忙打招呼:“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对毛远新说:“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还不明白,说:“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话说到这里,毛远新才听出李连庆话中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这时,张耀祠率领警卫员走进屋来。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当时中央警卫团为了把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分开,特意用了这个名词),你要交出手枪。毛远新大怒,高声叫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一声令下,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毛远新没有反抗,被警卫员押走了。

    毛泽东侄子毛远新近况

  毛远新的生父是毛泽民，生母是朱丹华。1941年2月，毛远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9月，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朱丹华带着不足3岁的毛远新继续坐牢。1945年7月，经组织营救，未被盛世才杀害的共产党得以出狱。朱丹华与毛远新出狱后到了延安，此时，毛远新才4岁多。毛泽东在延安见到毛远新后，自然想起一直跟随自己干革命的亲弟弟毛泽民，他百感交集，对毛远新也格外钟爱。

　　后来，朱丹华改嫁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并到江西南昌工作，毛远新随行。但朱丹华认为，毛远新毕竟是毛家的骨血，因此一直打算把毛远新送到他伯父毛泽东那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也把毛远新带上了。开完会，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10岁的毛远新很聪明，心情格外高兴。江青也很高兴，把毛远新拉到自己身边，看了又看，还让毛远新在自己身边坐下。朱丹华向毛泽东提出，“小豆子”（毛远新的小名）想在北京上学。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他当即同意毛远新到北京来。江青也非常高兴，说，“小豆子”就住在我们这里好了，到育英小学去读书，和他姐姐（李讷）同在一个学校，这不更好吗？毛泽东同意江青的意见，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在毛岸英牺牲、毛岸青长期生病的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毛远新看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关心他、培养他。但毛泽东工作忙，生活上毕竟难以对毛远新照顾得很周到。江青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加之她自己无子，所以就把毛远新视同己出，对毛远新在生活上多方关心照顾，时间一长，还真的培养出了类似母子的感情来。毛远新称江青为“妈妈”，江青则总是叫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凭自己的本事，当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之后又想进“哈军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转入了“哈军工”。1964年暑假，毛远新回北京休假，他仍如从前一样，经常在毛泽东身边。7月5日，毛泽东对即将大学毕业的毛远新谈到了大学毕业应该选择什么方向的问题，于是后来有了题为《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一文。此文件一下发，毛远新的名字和身份，一下子为全国所知晓，也为中央高层所注意。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毛远新，决心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此后，他响应号召重返“哈军工”，一举成为学校造反派领袖，1968年5月当上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 
    “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报到时，所长的介绍可谓虚虚实实。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发现李实是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进所不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坐在办公室“岿然不动”，一位同事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开会？” 
    毛远新坦然地说：“我又不是党员。” 
     “你怎么不是党员？”这位同事觉得不可理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转业到省级公安机关工作了多年的人，居然会不是党员？他满目狐疑。 
    毛远新笑着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能为国家干事。”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 
    “也许吧。”毛远新似是而非地微笑了一下。 
    由于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4年，毛远新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了基层普选的日子，全所职工都要排队参加投票，一个人也不能缺席，怎么办？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顺便去检查治疗腿病。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毛远新和女儿李莉也经历了由完全陌生到父女情深的过程。 
    女儿李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多么想把5岁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莉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 
    后来，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是我连累了她……”自责使毛远新难以入眠。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解决姚文元的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待命。因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某部担负。因而上级订了两套解决方案:一是解决了王、张、江后，通知姚文元来怀仁堂开会，现场解决；二是如他不来就让吴忠司令员带领行动小组去他的住地解决。后来姚文元同意到怀仁堂来，所以就让吴忠回去了。第四小组的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立即驾车到达怀仁堂集结。武健华向他们传达了行动方案，决定在怀仁堂东厅实施解决。大约晚八点二十多分钟，康海群跟随姚文元进了怀仁堂，滕和松示意他走东休息室。姚文元一进门，早已埋伏在门两侧的张云生和高风利，像猛虎扑食一样，立即上前把姚的双臂扭起，下压双肩，架在武健华面前。武健华立即向他宣布了华国锋写的关于隔离审查他的手令，内容和前面的基本一样。姚文元一听，一面挣扎，一面歇斯底里地喊叫:“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武健华大声命令:“带走！”行动组员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姚文元仍大喊大叫:“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警卫员:“小朱快来呀！”殊不知他的随员早已集中到怀仁堂外面的五间房值班室去了，已向上级交出了武器，正在待命。张云生、高风利把姚文元押上了红旗车，驶向地下工程隔离审查。路上姚文元仍高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高风利用手帕堵住了他的嘴，他才安稳了。

姚文元（１９３１－２００５）
　　男，浙江诸暨人，“四人帮”成员之一。其父姚蓬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１９６６－１９６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６９～１９７６）。
　　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１９５５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１９５５年１、２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他的左的文艺观点历史观点，早在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即为毛泽东所欣赏。 按毛泽东的旨意，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化大革命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此战功成发迹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１９６６），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１９６７；参与上海夺权）、中共九届（１９６９年４月）、十届（１９７３年８月）政治局委员并任宣传组成员。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１９７０；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著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１９７５年第三期）。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中共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姚文元辩称，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姚文元出狱，隐居浙江湖州和上海市。１９９８年６月，姚文元提出有生之年的两个愿望：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２００１年９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近４２万字的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而不准由海外出版。而最终却不了了之，有传因初稿版本审查未获当局通过而未能如愿（有“五不准”批示：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２００６年１月６日新华社发出以下不足百字新闻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病亡。姚文元，男，７４岁，於１９８１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１９９６年１月刑满释放。”
姚文元是最後一位逝世的「四人帮」成员。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浙江诸暨人。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团工委，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 ，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在江青、张春桥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十届政治局委员。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写了许多文章，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１９７７年７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 ， 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江青提出把钥匙交给华国峰

        解决江青，上级决定在她中南海的住地实施。她长期与毛主席分居。她在中南海的住地，位于中南海春藕斋西侧新建的二○一号楼。第三行动小组事先隐蔽在春藕斋后院东门外。

         晚上八点钟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武健华终于来了。后来听说张耀祠此前带领李连庆等人去隔离毛远新了。武健华低声下令:“出发！”，张耀祠一挥手，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三人像箭离弦一样，立即跟上，直奔江青的住地二○一楼。进入二○一楼东廊，队员们没顾上看江青的工作人员都在干什么。只见卫士周金铭(警卫科派去的警卫参谋)迎了上来，并叫来护士马晓先(警卫局保健处派来)。事后周金铭告诉说，江青本打算10月7日去天津，让他准备车。10月6日晚饭后他去南楼准备向汪东兴汇报，遇到汪的秘书孙守明。孙守明告诉他汪东兴正好要找他。他见了汪后，汪即把当晚要隔离审查江青的决定告诉了他，让他配合行动，注意江青的动向，同时让他告知马晓先，并严加保密。周金铭见行动组的人到后，主动把武器交给组长高云江。张耀祠问工作人员:“在不在？”大家说:“在。”武健华让周带路，并叫马晓先一起进去。大家进了江青的房间，见江青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腿上盖了一条小方毛毯，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文件、文具等物。几个人呈半圆形把江青围住。江青坐在那里，见来人的架势，先是一脸怒气，后又平静了下来。她扭头问:“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马上向江青宣布: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命令江青:“现在把你送到另一个地方，你要遵守纪律，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江青听后一脸惊恐地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武健华说:“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不明白？”江又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张耀祠立即严肃地说:“我们是奉华总理、叶帅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江青又嗫嚅着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武健华严令催促江青马上走。江青提出她这里的文件怎么办？张耀祠说会派人来接管，并让她交出钥匙。江青提出钥匙要交给华国锋。张耀祠就让她把钥匙封在信封里，代她转交。江青写了张条子，连钥匙一起封在信封里，交给了张耀祠。江青这时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慢步上了一趟卫生间。马晓先给她披上了一件深灰色风衣，她一身黑衣，服服帖帖地跟随大家离开了二○一楼大院。因为她比较配合，连手铐和准备堵嘴用的毛巾都没派上用场。

       出了二○一院，江青顺从地上了保险红旗车，前、后卫车是警备车。行动小组的人加上马晓先把江青限制在主车中间的座位上。车离开中南海，一路绿灯，一会儿就到了隔离地点。进了地下隔离室，江青见到押送她的黄介元，误认为是原来保卫过毛主席的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陈长江，就问黄:“你是长江啊？”黄介元没好气地回答:“我是黄河！”

江青（1914～1991）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女。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个月后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获释后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秋到延安，后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1963年起，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与林彪联合写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

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抓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王洪文生平简介：

193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王国胜，母亲王杨氏。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王洪武在西新乡开源村当农民。三弟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当家庭妇女。王洪文因家贫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1951年4月由长春市郊区人民政府征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南渡鸭绿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曾任警卫员、通讯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复员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11月6日在上海成为造反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司令。

1967年2月24日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兼任上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68年1月，兼任市纺织局革委会第一召集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

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的党籍，撤销王洪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逝于狱中。

                                             张春桥被抓时浑身哆嗦            

     抓张春桥的小组按时到达怀仁堂。怀仁堂正厅中原来摆设的沙发、桌椅都搬走了，只在正面立着一个大屏风，屏风前摆着一张长条桌，华国锋、叶剑英端坐在屏风前的长桌后坐镇，表情威严，厅内的气氛庄严而自然。汪东兴隐蔽在正厅南门屏风后现场指挥，武健华负责现场联络，具体组织实施。解决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成员，分别检查了武器、装备，并分别进行了行动路线和解决办法的实地演练，然后分别隐蔽在正厅东南门的门后。 

    大约晚上7点50多分，张春桥到达后，在怀仁堂门口，他的随员被引领到值班室，只有张春桥一人进来。他走进怀仁堂正厅东南门时，早就埋伏好的徐金升、纪和富从左、右两侧立即扑上，把他两臂扭住，将头按下。蒋廷贵、任子超也上前帮忙。张春桥一见势头，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接着就被行动小组的四名同志像捉小鸡似的扭送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弯腰低头站立。华国锋义正辞严地对张春桥宣布道:张春桥，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行动组成员立即把他押到东饮水处，蒋廷贵给他戴上手铐，出东门上了红旗轿车，押送去地下工程的隔离室。

 张春桥简历

    这场伟大斗争是在华国锋、叶剑英直接领导指挥下，由汪东兴具体组织实施的，任务由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执行。除了组织指挥、值班联络、后勤保障的同志外，还抽调了十几人组成四个行动组。第一组:组长李广银，组员霍际隆、吴兴路、王志民，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组:组长纪和富，组员蒋廷贵(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徐金升(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任子超，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组:组长高云江，组员黄介元(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退休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江青；第四组:组长滕和松(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值班室一科科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秘书)，组员康海群、张云生(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警卫参谋，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高风利，负责解决姚文元。另有李连庆小组负责就地隔离毛远新。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先后通知我们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同志住处开会。由于保密，当时每个组互不见面，分别由汪东兴亲自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并作了动员。接着汪东兴又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泄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严厉的制裁。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第三，明确任务，严守纪律。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联系，包括家人、亲人在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他又说，今晚的具体集结时间、地点，车辆配备，以及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给你们安排部署。武健华分别给各组布置以后，又分别对一、二、四组的同志说，准备采取通知他们到怀仁堂开会的形式当场解决。对第三组的同志说，江青在她住地解决。他还要各组准备好武器、弹药和手铐、毛巾，一旦他们吵嚷喊叫，就把嘴堵上。

    当天下午，大家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都急切地等待着集结时间的到来。好不容易等到集结时间，大约晚上6点多钟，大家带上手枪和手铐、毛巾等，分头到了各自的集结地待命。

汪东兴

简历: (1916.1— )江西弋阳人。出生贫农家庭。相当于初中文化，少将军衔。
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6月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江西省弋阳县任河潭乡儿童团团长、少先队队长，共青团乡支部书记、共青团区委副书记。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至1935年任红一方面军红十军第八十四团一营战士、班长、排长、营青年政治干事，在彭杨步兵学校学习，任彭杨步兵学校指导员，中央纵队干部团连指导员，特派员，红军大学特干团骑兵大队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起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1936年任永坪总医院党总支部书记。1936年后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至1945年任陕北延长医院政治委员，延长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中央军委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任八路军军医院政治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保卫训练班学习，任西北公学班主任、文娱科科长。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等职。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起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国务院公安部八局副局长。
1953年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1955年10月至1959年1月任公安部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其间：1956年至1958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
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任江西省副省长兼江西省农垦厅厅长，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曾兼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
1960年至1970年6月任公安部副部长。
1961年5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68年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
1965年11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他是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2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76年10月，拥护中央并积极参与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行动。
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1975年2月经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常委（十一届五中全会免职），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这是胡锦涛与华国锋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图为华国锋夫人韩芝俊(中)率子女在告别仪式上

    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与葡萄的约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

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

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

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

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或者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有樱桃，还有苹果、李子、桃、核桃等。王苏佳自豪地向记者描述: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

简单的晚年生活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国锋醒来后，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国锋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烤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花卷、馒头也会吃一点。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华国锋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

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说。

午饭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国锋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

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泽东、胡耀邦的后人，还有刘少奇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8月22日，在北京305医院华国锋的悼念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灵堂内，摆放着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等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送的花圈。

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万贵是华家名副其实的大总管，今年66岁，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国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这个一生服务的老上级，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王苏佳说到这儿有些伤感。今年8月1日曾出院回家时，家人以为能了了他这个心愿，但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因为病情再度恶化又进了医院。跟随华国锋8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421病房。

“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后来发展的一个锻炼项目。

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父亲近些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对华国锋的字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华国锋有时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家中的老照片曾经留下他与李铁梁、姚俊卿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的场景。

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

近些年，华国锋的题字又常能见到。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华国锋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国锋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说他比较能想得开，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诠释: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医护人员也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把这个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忧，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

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王苏佳说，姥爷从来没有叫错过人名字。厨师谢师傅则对华国锋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说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国锋还记得很清楚。

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除了时时鞭策，“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王苏佳说。

几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儿子苏华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圈沙发。客厅的布局与毛泽东的书房一样，在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一字排开，右边是马、恩全集，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书柜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上面还有一只会报时的小闹钟。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着口罩去地坛看庙会，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周围的治安人员赶忙阻拦，有群众还拿出相机拍照，华国锋的口罩也被挤掉，他急忙坐车离去。

还有一次，华国锋夜里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中国新闻周刊)

                         华国锋为毛主席重孙题字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1]），原名苏铸，中国山西省交城县人，已故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曾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76年—198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76年—1981年）等职务。

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任期间，逮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其资历较浅，提出“两个凡是”意图延续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使其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失利。随着邓小平的崛起，华国锋最终被迫提早辞职。

早年

华国锋于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交城县南关街。1928年入交城县南关小学，1934年毕业。1935年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至1937年。

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参加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改名华国锋。

1939年，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

1940年初，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5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9年以后，在湖南湘潭任县委第一书记、地委专员等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秋天，华国锋在长沙获毛泽东接见，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于1973年8月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

[编辑] 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追随毛泽东。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他被中央政治局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因为毛泽东并不信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共元老，所以反而把党政军接班人指定为当时鲜为人知的公安部长华国锋，不过华国锋因缺乏革命经历及政治阅历，无法与党内的元老相比，其地位也不稳固。毛泽东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地位受到江青等人的挑战。1976年10月，他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协助下，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主要成员，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随后，他继任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编辑] “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的晚年言语不清，常使用纸条。毛逝世后，华国锋出示三张毛1976年4月30日给他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和后来被用于说明华继位合法性的“你办事，我放心”。对于“你办事，我放心”的真伪，汪东兴坚持是毛的亲笔，姚文元在回忆录中则称这张字条是子虚乌有。1980年12月3日江青在被审判时说毛确实给华“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但后面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3]。

[编辑] 两个凡是及其下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担任过二十多年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永不翻案”的前提下提出复出工作，得到了中共高层的广泛支持。而华国锋由于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两个凡是”，反而被批评为犯了“极左路线错误”，其领导地位被邓小平取代。在1980年2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被撤销后恢复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分权，9月华国锋国务院总理职务被免，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提请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被批准，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向外界公布，之后离开了权力中心。总的来说他是一个老实人，近代中国众多领导人中升职最快也是下台最快的第一人。

[编辑] 晚年

从1982年到2002年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他都被象征性的选进中央委员会，尽管他很少露面，深居简出，但在党内仍然受到尊重，是唯一一个全票在中共十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2001年他没有参加中央直属机关选举中共十六大代表会议，没有进入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2002年华国锋正式引退。在1997年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里，只有2名年龄过了70岁的，一个是华国锋，另一个是江泽民。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十七大，被一些海外媒体认为是中共元老之一^[4][5]。

华国锋酷爱书法，晚年专心研究锻炼笔墨，写得一手过硬的颜体。毛主席纪念堂匾名、交城城内小学校名均为华题写。

2008年8月中旬，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华国锋病重入院^[6]，8月20日中午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官方新华社发悼文指华国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7]，其死因是“因病医治无效”^[8]；在皇城根南街九号华国锋住处及其接受治疗的解放军三〇五医院均设灵堂供吊唁，追悼会在8月31日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编辑] 家庭

华国锋的夫人为韩芝俊，两人于1949年1月结婚。两人有三名子女，儿子苏华，两名女儿苏玲、苏莉。苏玲现任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党委常委、工会主席。曾在长沙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读大学。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雷达通讯导航设备的管理工作，担任工会主席仅一年多的时间，由技术工作改做群众工作。2008年二月首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